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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能诞生更多诺奖得主？”这个问题几乎是每年诺奖季都会被提及的“保留”问题。

今年，深圳成为问题的提出者。就在诺奖名单公布前夕，2024“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在深圳举行。有科学家在会上提出，有人希望中国研究员能拿诺奖，但中国最缺的是原创性工作，拿诺奖未必最好。与此同时，在场科学家也反复提到“战略科学家”的培养。

这一讨论在深圳显得格外应景。早在10余年前，深圳就曾早早瞄准“战略科学家”。今年5月，《深圳市杰出科技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实施办法》印发，更提出“每2年遴选不超过10名具有成为大师和战略科学家潜力的培养对象进行重点培养”。2个月后，“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也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

眼下，因人才而兴的深圳，对于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自数年前深圳企业踏入国际科技竞争中起，以基础科研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渴求愈演愈烈，时任主政者更直言，深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而随着“高校梦”不断成为现实，深圳也到了进一步提升软实力、丰富科研人才储备的时候。

又一轮“抢人竞逐”即将拉开，深圳吹响“冲锋号”。

门槛

有人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城市“抢人竞逐”，开端非深圳莫属，早在2016年便大幅降低户籍门槛、发放补贴和人才公寓，成为后来者“抢人三件套”的雏形。如今，全国城市“抢人”格局渐成，伴随国际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深圳亦率先对现有抢人政策展开调整。

明显的转折出现在2021年。当时，新一份《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出台，提高纯学历人才户籍迁入准入门槛，将最低要求从“普通高等教育专科以上学历”调整为“国内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学理并具有学士学位”。此举引发外界不少质疑，但也透露出，深圳有意改善人才结构、提升高层次人才水平。

一个原因是，高层次科技人才愈加成为限制深圳产业发展的短板。2021年深圳市两会后，市长覃伟中在记者会上直言，深圳创新发展存在短板和不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和国内先进城市、国外领先城市相比还有差距。而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深圳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存在“卡脖子”风险。为此，深圳将重点提升创新生态链，人才正是关键环节。

整体上抬高引才门槛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广泛连锁影响，那么，能否缩小范围，面向特定人才设置针对性的“门槛”？在此领域，“战略科学家”正是深圳的代表性探索。

根据南山科技事务所此前撰文，早在2010年，深圳就提出培养战略科学家等高层次人才，并通过给予科研资助、住房补贴，鼓励其在深开展创新活动。2019年，深圳进一步将培养战略科学家的最高补贴额度定在2000万元，标定了城市揽才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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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科学家无疑代表了科研人才的最高“门槛”。在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总结，战略科学家应该“视野开阔，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精神，对科技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把握，能够为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提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见。”

如此优中选优，深圳的用意不难理解。如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锐曾对媒体表示，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流人才’量级决定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上限。”

目前，深圳产业创新正迈入“深水区”“无人区”，顶尖人才愈加不可或缺。去年，深圳提出实施顶尖人才汇聚项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一事一议”引进全球顶尖人才。

越是顶尖人才，也越能带来一种“滚雪球效应”。被问到“目前为止你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颜宁曾回答“人才引进”，“我用了十年的微博，最后全用来给深圳做广告了。学术界还是挺多人知道颜宁这个人，所以我在招聘人才上有一点得天独厚的优势。”

模式

将揽才的目标进一步对准顶尖人才，深圳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筹码：经过此前数年“疯狂”建大学，深圳已然累积了打出“顶尖人才牌”的底牌。

今年初，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分析机构Elsevier发布2023年度“中国被高引学者”榜单，这也是学界衡量“顶尖人才”较有权威性的一种参照。其中，深圳共有22家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医院的151位学者上榜。该数字在城市中居于第十位，而就在2020年，其排名仅居于16位，4年拉升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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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本地媒体发现，如果以实际在深圳工作的上榜学者来统计，深圳实际应有207人上榜。而这56人差异，正暗含了深圳在招揽顶尖人才的密码。

比如，以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的身份来到深圳的颜宁，同时也是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在榜单中就职机构就显示为清华大学；再如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理工大学等合作办学的学校和研究机构，部分在深圳全职工作的专家同样被计入合作学校当中。

其中，较为特别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它此前曾更多因比本校更高的招生分数线、更好的生源被反复提及，但较少被关注的是，它也带来了大量优秀专家学者，并推动深圳形成培育顶尖人才的蓄水池。另一个同样由Elsevier与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年度科学影响力”学者榜单，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今年上榜学者达到63名。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近年来加码建设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恰好扮演了“筑巢引凤”的角色。

载体数量上，深圳高等教育高校从2010年的9所，增加至如今全日制高校共16所规模；引才水平上，据本地媒体报道，这些高校不仅频频推出面向全球的引才计划，还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和科研环境，均能为深圳招引顶尖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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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关于院士的数据更能体现二者的关系。数据显示，去年底，深圳全市高校全职院士达到112名，而这个数据在两年前仅为50余名。更具有反差的是，作为一个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年轻城市，深圳籍院士更不及10名。

而随着高校不断形成顶级人才“聚宝盆”，顶级人才的“加盟”又能进一步带动更多高能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落地，形成了一种人才与机构的良性循环。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沈向洋曾评价，在“筑巢引凤”之外，深圳还实现了“引凤筑巢”，“徐扬生来了有了港中文（深圳），高文来了有了鹏城实验室，李泽湘来了有了深圳科创学院。从这个角度看，深圳非常了不起”。

冲顶

一个共识是，随着深圳经济和产业不断跻身全球城市前列，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抢人”、引育更具国际水平的人才。

事实上，在刚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当中，深圳被赋予“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的功能定位，在目前已公布的各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这也是少有“冲击”全球的定位之一。

但在不少人眼中，深圳对“顶尖人才”的配置和发力方式尚不能与之匹配。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就曾提到，尽管深圳“科学人口”数量在国内领先，然而与新加坡、首尔、硅谷等人才高度密集地区相比，深圳仍有发力空间。其转变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改变人才的定义，向全球吸引‘科学人口’”。

据他分析，硅谷的人才是全世界的，美国人是绝对的少数，硅谷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来自全世界的一代二代移民。有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常住外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持工作类证件的外国专家仅占全市常住人口的0.2%，远低于硅谷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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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宇对此也有深入分析。他比较全球顶级城市群发现，“来中国大陆工作的专家数量远低于全球五大城市群”，换句话说，我国城市群与人口功能的协调水平还有提升空间。对于珠三角，未来应该以科技+人才为核心，加强国际顶级和高端人才的吸引，限制国际一般劳工输入，建立全球智脑的汇聚机制。

而当眼光放诸全球，与国际顶尖人才相匹配的培育环境也需要进一步跟上。

在“青年科学家50²论坛”上，有关战略科学家“生还是育”的问题引发热烈讨论。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提出，选拔后备人才作为“诺奖候选人”培养是不管用的，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学术氛围和土壤，要“为青年人才成长提供比较好的环境，让他安心、专注地研究，而不要老是想着搞越来越多的项目”，“一定要按自己的兴趣来做”。

对此，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汪云兴和主任研究员何渊源在20201年曾撰文分析深圳科创环境。在其看来，深圳基础研究在财政投入、项目组织、项目评估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比如，在基础研究组织方面存在思维惯性，按照行政思维来管理科研项目，没有完全尊重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基础研究存在财政资助不稳定、绝大部分需要通过竞争性经费方式获得的问题，造成科研人员难坐“冷板凳”。各类“人才帽子”与后续支持和投入资源挂钩过于紧密，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

拥有“三区叠加”优势的深圳，无疑是为创新“松绑”的有利探索者。而若新一轮科创体制机制创新能够落地，也有望真正带动城市的新一轮“抢人竞逐”。